如果一定要說，那真是個狂妄的年代。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最後一面。當他仍腳踏黃土，呼著我之後也許會吸入那口氣。我記得那天獨個坐船到離島(小時候曾在那裡跟小販要了兩瓶沙子，其中一瓶已經許給別人)，他讓我吃了點東西，然後一起將東西搬到樓上去。不。也許是搬下來，已經沒法記起。總之他的屋，很白。至少在印象中，牆是白。電話是白。熱水爐是白。床是白。衣櫃好像也是白。一切都很白，除了窗外的風景和我倆。那房子就像一層為了不斷讓各種人住進去而方便地塗上白色的渡假屋般。我一點都不想留在那裡。甚至想早走早著。

當時是炎夏。我們滿身是汗。而他好像一直帶著笑容。跟我開各種玩笑。談我的近況。就像一個人對著不常見面卻彼此珍惜的親人一樣。而事實上他的確是我不常見面的親人。大概因為我滿臉疲容，一副事不關已的樣子。幾個小時裡，我們之間充滿著一種沒法靠得太近的氣氛。只是搬東西。等著搬東西。打打電話。忍耐著煙癮。

工作到快要黃昏，他給了我一些錢，大概有五六百元。比說好了的多一些。然後讓我走。我拿到錢，頭也不回。登上回程船的時候世界剛好是橙色。錢在當晚就花光了。

當時沒有想過何時會再見。因為就算想或不想，最後都一定會見面。至少我以為是這樣，本來也應該是這樣。但是有一晚他竟像深海潛水員般，從二樓一個後翻倒下來。然後救護車沒有及時趕到。那晚誰都在場。只有我不在。我再見他的時候，他已完全沈默。安躺在那裡。穿著不合時的衣服。那微笑像是被別人擠出來之後再用膠水固定。有人哭。然後約定跟他的婆婆說，他到外國干活去了。不會再回來了。到別的地方去了。不會再回來了。像哄騙小孩一樣。